是否中国要搞车用新能源已不是问题，而且迫在眉睫。那么前端投资政策和后端消费政策该如何制定？新能源开发的投资主体究竟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这些必须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新车销售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是一桩喜忧参半的事。巨大的能源消耗加重了国家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上的负重，又需重新设计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新车快速增加和旧车保有量的日益膨胀对各大城市的排放管理上的环保压力不断加大。汽车节能减排和新能源选择成为事关整个汽车行业以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由于多年来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即使汽车终端消费目前变得相当市场化，中国的汽车行业始终与政治紧贴、与政策挂钩。九十年代是争夺合资资源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初是争取自主品牌企业政治地位的时期。在合资资源瓜分完毕、自主品牌地位确立之后，政府与企业的目光都转向了下一张牌桌上的“游戏”—新能源。在此牌局中既有政策本身带来的利益，也有市场带来的巨大商机。这是政府以及大小汽车企业不得不坐上台参与的政治和产业游戏。
 
      不久前国家两部委对生物燃料乙醇项目的清理，说明第一出“新能源”的游戏出了纰漏。下一出又会由谁充当演砸的主角？通用、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宝马三大家全球汽车巨头尚且能为混合动力进行合作开发，可见要做成功商用目的混合动力投资风险之大。相比之下，国内连制造传统车型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企业却都在单打独斗，迎着高难度的混合动力而上。
 
      连跨国公司都要谨慎从事的项目，国内企业虽然不必知难而退或妄自菲薄，但几乎同一时间国内冒出众多企业高举研发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技术大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国内众多企业热此不疲与混合动力结缘的推动力和真实目的又何在？尤其在对中国新能源政策导向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科技部在精通汽车行业之道的新部长万钢履新之后，中国“新能源”往何处去必然成了中外汽车业和相关产业关注的焦点。
 
      世界汽车产业“三极”的美国、欧洲、日本在各自探索新能源途径上走向了侧重点不同的技术线路。美国在纯电动技术走进市场死胡同后着力发展燃料电池技术，在美国市场受到日本混合动力技术凌厉夹击后，被动地从头追赶混合动力，同时采用乙醇等生物燃料做过渡；日本始终高举高打混合动力技术，市场上所向披靡，但也同时全方位地积极跟进包括氢能、生物燃料在内的各种新能源技术面对未来挑战；欧洲一直把节能高效的柴油发动机技术推向极致，但受到欧洲以外市场壁垒的阻碍，同时在也高度重视对再生燃料的应用。
 
      无一例外跨国公司在中国角逐常规车型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在积极介入车用新能源的新盘游戏中。对新能源的投入等于对中国未来汽车市场投资，但是跨国公司似乎在中国都进入了新能源的“迷魂阵”中，一时还找不到明晰的出口。
 
      中国正处于欧美日新能源技术的“三岔口”，很难判定该把对新能源的投资押宝在哪个方向上，于是在2004年颁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上政府笼而统之地提到“国家支持研究开发醇燃料、天然气、混合燃料、氢燃料等新型车用燃料，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发生产新型燃料汽车。” 鉴于中国任何一家汽车企业可投入到新能源技术研发的综合实力都有限，国家所能提供的专项支持资金也有限，若对新能源发展方向没针对性的突破重点的话，有限的资金分散投入不同方向造成的效果必然是每个都做不到位。目前新能源车基本上是出没于领导视察的场所、汽车展览会、科博会之类的作秀场所，路上难以看到进入商用阶段的新能源车辆。充其量在明年的奥运会上能见到一些特殊的新能源车队在“路演”。
 
      是否中国要搞车用新能源已不是问题，而且迫在眉睫。那么前端投资政策和后端消费政策该如何制定？新能源开发的投资主体究竟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这些必须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按照今年政府制定的自主创新方针，企业应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863计划”重大专项又有众多企事业单位参与，其系列技术成果的专利权或所有权应怎么归属？“平台”可以通过提供产品获取回报，收益方应该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实体？“十五”期间设立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的操作模式是否仍然适用到“十一五”期间对新能源项目？
 
      新能源技术在美国也是热门行当，其投资主体以企业为主，除了几大汽车企业花费巨资连年投入研发外，还有许多独立的技术型公司积极介入，资金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商和各种私人基金获得，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更具象征性的鼓励，不能包揽行业的整个投入。政府真正的政策支持体现在后端，在企业取得新能源技术上的突破后把新能源车送入商用阶段，政府再通过优惠税率来支持终端消费者购买。这种激励机制相对公平和公正，因为只有做得最好的企业才能率先得到市场回报，没出成果的企业就得不到市场回报，但企业本身也不会因此倾家荡产，因为前期研发中有许多非政府的投资商介入来化解风险。
 
      如果中国对车用新能源的投资主体为政府专项投资，容易造成企业不是盯住未来市场前景，而是盯住可供众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瓜分”的专项政府资金，诱发企业 “醉翁之意不在酒”，把做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技术作为幌子用作套出政府资金的手段。如果全部由企业自行投资就不会存在类似弊端。因此，政府对新能源技术的支持最应体现在企业形成市场成果时通过税收杠杆来激励。否则只会年年看到政府在拨款支持一些企业和某些成果的宣传，但真正能在路上跑的新能源车，则是千呼万呼不出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逐年减少，这对汽车行业来说应该是大好事，但政出多门缺乏国家层面战略协调和管理的现状则又令人担忧。